11月22日 常州日报 | 停靠新闸的4路公共汽车（流年碎影 / 谢燕红）

从我记事起，4路公共汽车就是我们上城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这条从1957年10月开通的公交线路，最初上行起始站设在虹桥文在门，终点为新闸镇。4路车从新闸到西新桥这一段，一路沿京杭大运河、关河向东，这条路为镇澄公路（镇江至江阴）的一段，命名为常新路。那时候，大运河上船只往来大多满载沙子、煤炭、棉花等等，吃水很深，河水几乎贴着舱沿，而且多拖船，往往十几艘船连成一线，鱼贯而行。河上船运繁忙，时常轧档，这时船头便出现一男子，朝对面逶迤而来的船队挥手呼喊。有时这个角色也由女人担当，女性的高分贝音量常引起岸上行人注目，忍不住驻足观看。坐在4路车上，看一路船行，看船上人家烧饭的缕缕炊烟、鼓足了风呼啦啦飘着的晾晒衣物、在窄窄的船沿上行走自如的光着上身的小孩，这段路程对一个悠闲的乘客而言，倒不无乐趣。

我对乘坐4路车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，记住的多半是遇见熟人的时刻。上幼儿园大班时，那位年轻漂亮的王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新闸镇以外的地方玩。似乎第一次去“香港摊”（市民对当年迎春市场的称呼）就是王老师带着去的。当年4路车在新闸设有售票处，位于后来连接新闸和北港的那座水泥桥北端。售票处有两间房，西边一间为候车室，东边一间即售票间，到达终点的司机下车填写考勤表，也在此短暂休息。王老师带着我在这里乘车，到轻工大楼（现钟楼吾悦广场处）下车，步行去位于小营前的“香港摊”。在回家的4路车上，我一眼瞥见了隔壁大伯家的堂姐，她由同村的拖拉机手陪着，看起来身体很虚弱，头上包着一块绿色方格头巾。堂姐看到我显出吃惊的神色，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，她蜷在车座上，也没说话。车到机床厂站，她由拖拉机手搀扶着下了车。多年以后，大人谈起这位当年因与拖拉机手自由恋爱而闹得天翻地覆的堂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堂姐和男朋友早已偷吃禁果，那次堂姐是由男朋友陪着去医院做手术的。

爷爷并不舍得坐公交，毕竟要付2毛钱的车资。他总是带着我步行上城，出了家门沿小黄河走，经猪婆桥、唐家塘村、西杨村，到孟庄，沿新市街，走龙船浜，过西仓桥，抵达恒源畅边的小姑姑家歇脚。吃过午饭走三堡街，过南运桥，上怀德桥，穿过西瀛里，到弋桥，就进了南大街，那是常州当时最繁华的地段。吃过三鲜馄饨店的油氽馄饨，爷孙俩便沿南、北大街一路向北，拐入西横街，过虹桥，又走到新市街，原路回家。爷爷带着我坐公交车去城里只有一回，那次是要送3岁的表弟回家。3岁的孩童还走不了远路，爷爷只好带着我们沿新庆路步行到机床厂，坐4路车上城。那时候，4路车已经是两节车厢的通道车了，记得我们在新市街下车时，出了个事故。我们是从后门下车的，爷爷先下了车，司机也没看清楚还有两个小孩站在台阶上等着下车就按下了关门键，车门死死夹住了正欲下车的小表弟的大脑袋，小家伙立刻放声大哭。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还是旁边的乘客大声呼叫，司机才又开了车门，但表弟的脑袋上已经被车门夹出了两道深深的红印子，疼痛和惊吓让他哭了一路。那个大脑袋上的深红印子让我心有余悸，也一直让我对车门心怀恐惧，以后坐公交车上下车时，都会下意识地把手臂往外张，随时防备着会猝不及防关上的门。

后来我读师范，每周一次往返学校与家之间，4路车是必乘的交通工具。我从北环坐16路车到火车站，换乘1路车到西新桥，在这里换乘4路车到机床厂，下车沿新庆路步行一个小时到家。有时会坐到新闸站，步行穿过新闸镇区，到我妈妈厂里，等妈妈下班后坐她的自行车回家。上大学后，这条路线稍有简化，出火车站，我还坐1路车到西新桥换乘4路车，到机床厂或新闸下车。说起来，这条公交线路是我少年时代到大学期间来回的主要路线，十几年间来来回回不知坐过多少次，那长约6厘米、宽约2厘米的车票若留着，大概也得有一本字典那么厚吧。4路车是越来越挤，我的脚步也愈发地匆忙，边看运河边乘车的惬意已荡然无存，我也成了家乡匆匆过客中的一位。

师范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，周六下午课结束后才能离校，周日晚所有学生必须回校参加晚自习。我每个周末都回家，尽管住在家里只有一个晚上，但一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足以迷上一部电视剧。烦恼接踵而至，周日傍晚必须回校，而电视剧正看到兴头上，欲罢不能，该如何了结？只要有胆子，办法就会有。那一次，我无可救药地迷上了一部电视剧，周日晚回到学校还是念念不忘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找了个借口出了校门，直奔公交车站，辗转到家已是下午两点，打开电视看了两集，对剧情的追念之心稍稍得到抚慰，便火急火燎往学校赶。4路车和1路车把我载到火车站，一辆16路车开来了，我从后门上车，直奔一个空位而去。正庆幸还有座位可坐时，背后传来一个熟悉而冰冷的声音：“×××，你去哪里了？”我猛一回头，班主任H老师正坐在我后面一张座位上，阴沉着脸，瞪眼看着我。我自然吃了一惊，又自知理屈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也没敢再回头，一路如坐针毡，车到北环新村站便赶紧下了车。

上大学时，我依然往来于这条公交线路上。4路公共汽车总是拥挤不堪，售票员一边高喊着“买票了！买票了！”一边在人群中挤着过。瘦弱的我常常站立不稳，掏钱买票时随着急刹车或因路面不平带来的颠簸东倒西歪。有一次，我正狼狈地将手里的行李夹在两腿间，请人转交车票钱，只听得一个人喊：“那个细丫头的票我来买！”那是我妈妈同事的丈夫，住在前邵村，他是跑供销的，常年在外奔波。他怕我再给他钱，忙说：“我可以报销的！”然后挤过来，帮我拿着行李，还跟周围人说：“这个小佬是个大学生啊！”他和他的妻子对我一直比较中意，也有心和我父母结亲家，但我们两个小孩丝毫没有这层意思。后来两家还经常走动，他不止一次对我说：“以后车票都留着，我给你报销。”我当然没把车票留下来去找他报销，但他这句温暖的话却一直留在记忆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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